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法律草案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学术舆论中引起激烈争议，有的争议甚至掺进了激情化、政治化的因素。从这点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另》文作者并非放弃法学常识，而是对公权力主体法无授权不可为后面的原理无足够认识。

既然有权进行国家立法，当然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当然，人之常情，不指出文章作者的姓名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标题和其所在刊物名称和期号，是应该注明的。……亦即政治应不离法律之轨道，一切制度化，其国始能长治久安也。（六）解说立宪原意，否定了权力并行列举法限制权力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效用。3.《另》文全文的一大重点，是证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超越宪法的特权。

有合理基础的分类行为，如对公民做是否有犯罪前科的分类，在受合宪性审查时放得比较宽。[3]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②]在法治国家，刑法必须受到立宪主义、科学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制约，……立宪主义价值的渗透以及对科学主义立场的坚守，这是刑事立法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立场。

但是，谁是推动刑法更新与发展的适格主体？则关系到刑法修正的合宪性与合法性根基。刑法法规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实质的侧面的重要内容之一。1.关于闭会期间的再解释 从形式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的9个刑法修正案，都是依循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批准通过，纵使出现了几个修正案（刑法修正案五、七、八）通过时间发生在距离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几天，也未逾越宪法底线。而这样的比例是否到了顶峰？或者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以此为临界而停止修正刑法、进而在社会情势变更导致确实需要修改刑法之际提请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先例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 67 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

通过上述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与补充刑法的质与量的实证考察分析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权力行使已经处于失范状态。[30] 张明楷著：《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2 页。

原载《暨南学报》2018年第1期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刑法修正案 合宪性 。[29] 梁根林：《刑法修正：维度、策略、评价与反思》，《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55页。事实上，全国人大也从未动用这一改变或者撤销的权力，使得这一宪法条款无异于又成为睡美人条款。但这种宽松的授权容易导致基本法律修改权被滥用。

这是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通往宪制及其刑事法治之路相同的一面。[26]如此修改幅度，早已突破了宪法规定部分补充和修改的限度，堪谓旧瓶装新酒。宪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个人的基本权利、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宪法的修改。二审法院认为：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是法律的制定主体，均为行使最高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可以经常性地行使国家最高层次的立法权，两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不应存在位阶上的层级冲突，即不会产生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冲突问题，故上诉人在该案中认为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系上位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系下位法的诉讼理由是不成立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15] 阚珂著：《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

2.制定、修改与补充的厘定 厘定制定、修改和补充三者微观的含义，对其概念重新诠释，确定各自的权限划分。[36]相应的，还有学者从更为宏阔层面主张废止宪法第67条第3项，并由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并建议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延长两天专门用于讨论、决定立法议题。

大国法治实践对于本土法治进程推进及其对于世界法治贡献新的地方性经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场，在立法民主与立法效率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其急所。第39条住宅不受侵犯原则。否则，应该由全国人大行使刑法修正案立法权。[42]尽管不能够否认我国现行宪法还存在某些不足，但如果将这部宪法视为极端不正义的法，则是有失偏颇的。这需要从国家立宪史中寻求本土法意。形式上看，全国人大前后推出的9个刑法修正案的时间均未超越宪法文本规定，即都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通过，但是，由于其不是基于情势上的紧急和时间上的不得已作出的修改，实则是对于宪法限权、制衡精神的误读与背离。

这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与修改法律的宪法权限，也是刑法立法合宪性的依据。[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后两项内容都是为此服务的。

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以一种侵蚀式法律修正模式对全国人大关于刑法等基本法律修改权造成了实质性侵越，为了维护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必须从宪制立场上的形式正义维度进一步规范基本法律修改权，确保刑法修正运行在合宪性轨道之上，从立法源头上规范刑法修正权，以使公权力行使合符宪法限权之精神要义。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和非法侵犯。

蒋华林，广东财经大学经贸学院讲师。[50] 2005年1月5日，朱素明交通违章，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简易程序作出1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原则上讲，所有刑法问题都可以从宪法角度来解释。为了维护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必须从合宪性立场上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修改权，以确保刑法修正运行在合宪性轨道之上。特别是刑法立法与修正时，自由权、平等权、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辩护权以及诉诸司法的权利，我们称之为刑法宪法基本权利，是刑事人权保障的灵魂。（一）一揽子解决：全国人大行使刑法修正权 宪法之所以将全国人大独享的基本法律修正权有条件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端在于人大会议制度、议事效率等原因。

[27] 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五版（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2页。基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罪状进行的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在拥有和行使国家立法权方面受制于全国人大，是我国国家立法权的第二层次……全国人大立法权领导和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依附和从属于全国人大立法权。[20] 参见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中外法学》2015 年第 2 期，第523-525页。

当立法权的制约对象成为法律解释的法定主体时，探求真意几乎不在解释者的视野之内。正如陈端洪所说：没有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机制，以为通过成文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划定各立法主体的权限是天真幼稚的。

[①]刑法修正案作为我国刑法典向前发展保持长久生命力的主要创设手段，在刑法修正案形成时，应充分考虑宪法上的视角。当这一条路不通之时，是否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权的监督制约在规范层面就无路可走了呢？有论者指出，修改宪法、解释宪法与立法授权是现行宪法为其自身发展所储备的三种平行的程序通道。[⑥] 参见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第2版），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由是观之，在刑事法领域（在基本法律立法层面具有代表性），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修正权几近处于备而不用状态，全国人大基本法律修正权有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架空之虞。

我国修改和补充刑法的内容一般包括：1）纯粹属于解释论的范畴，如对刑法典使用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国家工作人员等概念的明确化，这是解释权的立法化。但是，无论如何论证，在《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我国主体法律位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含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含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含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特区规章）——找不到合法性根据。

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及刑法修正案的宪制变迁来看，通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与补充刑法的质与量的实证考察分析发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权力行使已经处于失范状态，涉嫌对基本法律修改权的滥用、僭越全国人大立法权限的等。与此同时，宪法第82条第十一项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常委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一）从修改时间上来看 如表1所示，自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第一个刑法修正案以来，至今已出台9个刑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次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距离最近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间平均间隔为94天，除《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时间在两次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中段外，其余6部修正案皆少于3个月，其中，《刑法修正案》（五）、《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时间距离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分别是5天、5天、8天。法治的主张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明确性是一项法治原则。